父母丰厚的遗产

冯天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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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有了我

2. 黄安农村

3. 我的小学中学时期

4. 理想主义与追求

5. 贞观之治·鲁迅

6. 右派帽子

7. 心灵纠结

8. 父母离世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父亲冯永轩（1897~1979）和母亲张稚丹（1901~1971）先后逝去，留下了他们的文字、遗物与收藏，还有为数不多的人脑海里的影像。

我早就想写点回忆。因为他们一生的经历，很值得后人思考。退休以后，“机器智能”问题及智能配方的实现，久久迷住了我的心。出了两本书，青年人将软件工程进行得很好，昨天我又完成了耗时两年的文章后，决心暂回父母的故事之中。

来自贫苦农民之家的中国史学者，父亲是个严父。他天天忙于教学与学问，极少和孩子交流。我们弟兄小时候都怕他。母亲的工作单位离家很远，常常是周六回、周日去。加之，我年幼时由四伯（姨妈，家乡人称姨妈为“伯”）带养过一段时间，所以，现在能从我脑中能搜索到的父母的信息寥寥。也许正因为东西少，它们在我脑海中非常清晰。

我觉得，人脑的情景记忆，并不像有人描述的那样像放映电影，而是一张一张的图像。有时立体感颇强，但不连续，顶多有短暂连续的画面。一位哲人说得对：“往事只能以碎片保存在记忆中。”

从何处忆起？还是沿着时间河流走吧。

每个人都从父母那里得到一个“我”。

如果不把“我”仅视为一个生物，而是深沉思索：浩大的宇宙中，怎么会有一个唯一的、主体的“我”？宇宙的复杂演变，奇妙地球的形成，生物与人类的漫长进化，哪一处不充满了巧遇与变数？父母先后来世，巧相结合，…，其中，只要有一点点“不是那样”，便没有了“我”。

父母走了，我也将消失，在浩瀚的宇宙中一闪而过。“我”，怎么是这样的，而不是他物？你不觉得很玄吗？我以为，这是世间最难说明的问题。

母亲的遗稿上写着，我生于1938年2月20日，星期日，农历虎年（戊寅年）1月21日。我，来到了一个不算十分温馨，但却很厚实之家。

出生贫寒的父亲，在亲友的资助下离开农村外出读书（以后他拼命工作，或同时做两份工作，以回报他们），1923年进武昌师范大学（武汉大学前身），1925至1926年考入国立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期深造，1928年与气度不凡的妈妈结婚，这才有了我们弟兄。没人能说明，这其中怎么会有“我”。

农民的朴实，传统的文化，妈妈的理想主义，爸爸的严谨治学，塑造着我的心灵，规划着一生的轨迹。哪怕受到社会风暴的摧残，它仍顽强前行。

1938年，正值抗日战争国难时期。父母给我取名“启圣”：“殷忧启圣”之意。即，忧国忧民可激发人的才智。足见他们爱国、追求真理，寄希望于后辈奋发图强，成报国之人才。

2. 黄安农村   

1938，那正是日本鬼子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第一年。国民政府组织武汉的学校转移农村。父母回到大别山南麓家乡：黄安县。1952年，这个革命老根据地、“将军县”被改名为红安县，是全国唯一、以“红”命名褒奖的县。父亲老家在冯家畈，母亲家在张家湾，都深受革命思潮的影响。

有时我想，脑子里儿时的那些片段，哪些是自己的记忆，哪些是大人灌输的？由于有此担心，一次，我把脑海中保存的、小时候所住黄冈乡下农舍的周边景象描了一张画，问大哥：“画得对不对？”

“嘿！对，是这个样子。你记得还很细致呢。”

得到大哥的肯定，我确信这是自己的记忆。然而，我脑海中有些图像，那肯定是我懂事后大人描绘的。例如，为躲避日本鬼子杀害，人们翻越山岭，艰难“逃反”（逃难）。父亲挑着担子，担子的一头是三哥，一头是我。

有一回，学生搞了一个篝火晚会。母亲有事，临时把我交给一个女学生抱。不久，她把我放在椅子上坐着，我却在椅子上睡着了。不幸来临了：熟睡的我倒向木材烧起的火堆，还碰翻了挂在火上面的开水壶，脸与手严重烫伤。幸好有母亲耐心照料和农村有效的土办法：劈开毛竹，挎下里层白绒绒的粉子，轻轻洒在烫伤的皮肤上。吃饭，拿勺子一点点喂，烫伤的地方不能碰着，否则就会留下疤痕。这是长辈的描述，毫无自身的记忆。妈妈成功了，我没有留下明显的疤痕，仅在右太阳穴和右手腕一侧印上了终生的痕迹。

听说，大别山一带有一股土匪，老百姓怕他们，但他们抗日。一天，土匪头子带了一排人，在我们家门前跪拜，称他们敬仰教书的冯先生。看来，这些土匪也讲孔孟之道，尊师重教，远胜过那些“焚书坑儒”者。

一次，父亲以教导主任身份，在全校师生大会主席台上讲话，反对逮捕疑为共产党的青年学生，与国民党委派（被称为“党棍”）的训导主任发生冲突。父亲拍桌大骂，获得全场师生热烈鼓掌支持。党棍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。

显然，学生很拥戴父亲，敬仰他“学无倦，教不诲”的精神。其实，他对学生很严。这两者却是那么自然地连在一起。

大哥讲过一个小故事：一帮男学生在一农家院子里洗澡，院墙外走过几个女学生。有男生从院墙上面露出上身，朝女生嬉皮笑脸。女生又羞又气，告了状。第二天，父亲召集全班学生开会。

“是哪个同学干的？”没有承认的，也没有揭发的。

“那好。全体跪下。”全班同学都跪下了。父亲拐着文明棍，扬长而去。

过了一阵，有老师去看学生，说：“好了。起来吧。”学生都不起来。等到父亲来叫他们起来，风波才算结束。

我大哥也被罚过跪。那是一个秋天，大哥带我们上山玩，用火柴点火烧草。没想到风助火势，一下子猛烈起来，我们措手无策。好在老乡们很快过来把火灭了。父亲知道后，大发雷霆，令大哥跪于打稻场中。也只有爸爸发话，大哥才敢起来。

我们弟兄都怕爸爸。长期在我家生活、负责理家的四伯笑称：“爸爸一回家，你们就都安静了，就像老鼠见了猫。”

我想，父亲是那个时代的教书先生和严父之代表。看来，即便在那乱世，知识分子的正直和清高尚有施展的空间。

与爸爸不同，妈妈对孩子们非常温和，从未见她对孩子发脾气，也颇懂教育方法。我脑子里有一幅图像：她在打稻场的大石磙中间用粉笔画一条线，一边写一道题。“预备，…起！”叫我和三哥跑过去解题，再跑回来，看谁算得对且快。

3. 我的小学中学时期

1945年抗战胜利，全家搬回武昌。我在离家不远的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读书。这是一个从校长、老师到管理都非常优秀的名校。

老师喜欢我这个听话的学生，让我从少儿队小队长、中队长干到大队长。我保留着那一、二、三条杠的三个队长袖标。1958年初，大学里“向党交心”，我连同日记本一起上交年级党支部。这纪念品从此不知去向。

也许是小学里太顺利，不知轻重，初中没有考取赫赫有名的实验中学，上了当时在郊区的武昌二中（与教会学校“博文中学”合并）。12岁的我，捆好行李，准备远行。在我记忆中，父亲唯一的一次帮我提着行李，送我到离家最近的车站。

“谁叫你没有考好呢。”他并没有严厉责备，只是叮嘱我：要好好读书，抓紧时间，“今日事今日毕”。我拿过行李，一个人上车走了。不满13岁的孩子，便开始了自己洗衣、缝衣、拆与缝被子的独立生活。

在今天，会有人说这样的父母不合格。其实不然，我的自立能力得到了很好的锻炼。我14岁入团，当少先队中队辅导员，参加过湖北省团委“少先队辅导员训练班”（整个暑期）。记得，我当时对如何在集体里形成正确的“舆论”，觉得很高深、微妙，有意思！我对学习有兴趣，不以为做功课是负担，还会玩。班上年龄大的同学从水塘底捞出大青蛙，用青蛙皮和竹筒做二胡，我学会了拉二胡。我们小皮球队在校内无敌手，便向邻近学校球队“挑战”。唯一遗憾的是，那中学的伙食太差，以致我的身体一直比较弱。

武昌二中数学老师程刚给我的印象很深。他喜欢拿着一个很大的木质三角板（教具），轻轻落在肩上，十分潇洒。他认识我妈妈。有一回，他们偶然相遇，程老师把我好一个夸。妈妈兴致勃勃地转述给她的朋友周先生（女）和我听。

她对周先生说：“其实，我在外面工作，周日才回家，没时间管他的学习。”

 “好鼓不用重敲。”周先生的这句赞誉，我记了一辈子。

实际上，我极少听到长辈的表扬。这不符合“以表扬为主”的教育思想。加上父亲的威严，也许是导致我性格上有些压抑、胆小、少年老成的原因。好在初中三年离家的独立生活，让我展开了活泼多样的天性。所以，来过我家的同学说：“你在学校那么活泼，在家那么拘谨，判若两人。”

初中毕业，我约我的小足球朋友周耕书一起考实验中学高中。他说“不敢”。其实，并没有那么难。我考取了。不过，我看不出来父母对此有何反应。只记得一次我买回一本厚厚的字典，爸爸看见了。“嗯，对了，买书就应该买有长远价值的，不要买那些看一遍就完了的书。”关于我高中三年的学习，爸爸只讲过这一句话。

1956年高考时，数学最受关注。那个考场，我第一个交卷。出了考场，在外面等同学出来对答案，然后回家。没想到爸爸（他当时在实验中学教书）下午回家满脸的高兴。

“启圣，听说你的数学考得很好！”

“嗯，您怎么知道的？我自己都不知道。”

“是你的同学和老师说的。”

啊，大概是在场外对答案的同学们回到学校和老师议论，觉得我都答对了。

高考成绩当时是不公布的，直到我转学时才知道一个大概。说起转学，这是一个与父母无关的话题，却与当时国家状态息息相关。

我在中学时，崇拜牛顿、爱因斯坦，一心想当物理学家，要考北大物理系。毕业那年，正逢军事院校大发展，教育部要求各重点中学选优秀学生保送（仍然要参加高考，且成绩好）。我抗争不过班主任，去了西安航空学院。经过大半个学期的努力适应，我还是拗不过原来的兴趣与愿望。也巧，1956年教育部和团中央要求学校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 （算我运气，这是解放后30余年里仅有的一回）。于是，我写信给杨秀峰部长（三哥得知后说：“哦，老四这次怎么胆大了？”）。部长“奇迹般地”在我的信上批示支持。

院长办公室主任找我谈话，态度十分亲切。先劝我读本院正在筹建的、与物理学关系密切的火箭系。我坚持原意。他说：“好吧，我给你联系北大物理系。你的高考成绩很好，够了北大标准。你数学98分（满分100）。”但后来北大回信说：一学期已过，在工科学的数学、物理都跟不上理科的要求。

几经往返，已是第二个学期了。主任又找我谈话。“北大就算了吧。你家在武汉。就到武大物理系去吧。不过，希望你毕业后还回航空学院当物理老师。怎么样？”我答应了。但后来教育部否了这种学生分配方式。我和航空学院就没有关系了。

还是回到爸爸的学业上来。

妈妈曾说起，爸爸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时，老师曾推荐他到美国留学，后因有砂眼而未获签证。我当时有点纳闷：美国如此重视砂眼问题？2000年我去美国参加学术会议，曾到纽约爱丽丝岛（Ellis Island）移民博物馆(Immigration Museum)参观。——啊，果然，当年办签证查体重点是肺结核与砂眼，两个传染性强、当时的不治之症。

我学生时期难忘的一件趣事是，我被爸爸在书房（兼卧室）里吟诗声所吸引。他兴致盎然，全神贯注，抑扬顿挫，不像歌唱，也不像戏曲，拖长音比较多。我不知道，现在学古文的人还会不会这样吟诗。

4. 理想主义与追求

记得，在武昌实验小学上学时，敬芬大姐是难得与我有所交谈的亲戚。按照辈分，我叫她‘大姐’，其实她的年龄与母亲差不多。

有一次，对着一张老照片，和敬芬大姐聊起我父母。我说：“爸爸年轻时很俊。”

她说：“那当然。不然的话，你妈妈也不会要他。”是啊，爸爸家贫寒，妈妈家比较富裕，妈妈还才貌双全。

一天，她拿着一封信到我家，说是要请我妈妈替她写回信。正好遇上我。

我问：“你不会写信？”

“我只读了半年书，识的字很少。你妈妈不仅读书多，信还写得特别好，能说到对方心里去！”

“你怎么不多读点书？”

“我当然想读。……这里面的故事，你就不知道啦！”她颇有兴致地说。

“你妈妈可不简单。年轻时，就带领张家湾近百女人解放小脚，离家去上学。我是其中一个。但到学期结束，我们得回家取衣、拿钱，都被家人关起来，不许再去。你妈妈跟她哥哥打了一仗，搭梯子，翻墙而逃。最后，百人中就她一人坚持读完师范。”

1927年大革命时期，母亲热情高涨，投读“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”，曾赴前线堵击军阀。结婚以后，她生孩子多（共7个。农村条件不好，我的两个姐姐幼年夭折）。否则，她多半参加革命去了。

嘿，这就是为理想奋斗的意志和才情，我引以自豪的妈妈！

父亲喜欢远走各地，一面教学，一面考察当地历史地理。把自己国家搞清楚，有助于日后国家建设。他对湖北古民族史，甘肃、新疆史地和民族史，都有独到研究。

我们从父亲遗稿中找到的父母1935年去新疆途中日记（不全），记叙着他研究西北的初衷和遗憾。当初，统治新疆的军阀盛世才实行联俄、联共政策，人们似乎有施展才能的机会。然而，盛世才的狰狞面目很快显露，父母的美好愿望化为泡影。1936年艰难逃回武昌。

追求理想，也是父母留给的一份宝贵财产，它增添了生命的色彩。我们五弟兄也都切切关注着国家与世界。然而，这“忧国忧民”和理想主义，没有怎么“启圣明”，却常常带来麻烦，甚至碰得头破血流，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。

中学时，我察觉妈妈美滋滋地认定她的儿子们将来会很有出息，悄悄地收集、整理儿子们的资料和纪念物，以便有朝一日自豪地写点什么。但她这股劲头很快消失了。“知识分子思想改造”等政治运动警告她：你那是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！1958年，父亲被打成右派；1960-61年，三哥带上“反革命分子”帽子去劳改。恶梦驱散了美梦，她只能强忍心灵的疼痛。

妈妈从没有相信过这些莫须有的罪名。她坚定地劝说三哥当时的女朋友：不要离开他，他不可能是反革命，不久便可以澄清。但是，现实又让她失望了。……

1961年，由于长期的精神打击，我常常通夜不眠，消化系统失调，得了“怪病”。医生反复检查，最后定为重度低血糖症。我已无法坐着听课，便请假一学期，住在湖北省图书馆妈妈小宿舍里，卧床自学，回校参加考试。妈妈白天工作很忙，还得抽空跑药店，设法买回各种糖浆。在妈妈的细心呵护下，我度过了难关，确保了学业。

在1967年从武汉出发的船上，妈妈和范大夫交上朋友。两位乐呵呵的老太太和钱玲家人一起玩得很开心。开朗、豁达的妈妈，完全不像饱受苦难的人。1969年，她和年已72的爸爸一起被“疏散”回红安张家湾，1970年因病回武汉。

5. 贞观之治·鲁迅

一次，我正好遇上父亲在看一本书，上面有一张唐朝时长安地图。1956年我在西安航空学院读书一年，多次游览坐落在城郊的大小雁塔。可是，在这张图里，它们处于唐代长安的市区内！可见当时长安何等繁荣。

父亲解释说，有些人以为“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”是文学描述，其实，那是有证可考的事实。唐太宗李世民（“济世安民”之意）是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之一。他胸怀大志，聪慧英武，谦恭下士，使社会国泰民安，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“贞观之治”，为后来的“盛世”奠定了基础，把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。

这本是个历史问题。文革以后我才慢慢知道，是推崇唐太宗之类还是赞赏秦始皇，成了现代政治领域中对立的思潮。当代竟有抬出2300年前就已遭唾弃的“焚书坑儒”、以“焚书坑儒”更多而自豪之伟人！

父亲至少说过两次：1927年至日军大举侵略之前的十年，国家经济建设发展迅速，人民生活大大改善。比如我家中的家俱等，都是那个时期买的。父亲所言，与当时的宣传有异，引我思索：若不是日本侵略，我们国家会走上全然不同的道路。

父母给我们的另一思想遗产，是敬仰鲁迅不畏强暴、追求真理的战斗精神。鲁迅真正可称得上是忧国忧民而成为“圣明”者。

父亲的书架上有一套最早出版的、黄黄的、边缘有意不裁齐的鲁迅著作集。后来，它们大概被文革抄家者烧了。谈论和介绍鲁迅的思想和著作，是父母和大哥（他大我9岁）对我影响最大的主题之一。

小的时候，大哥讲过一个故事。

1946-1948年间，父亲在西安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，带大哥在身边。由于父亲常发表进步言论，抨击国民党的腐败，资助进步学生，因而遭受特务监视与迫害。一日傍晚，两名持枪特务闯入家中，手指父亲，高声呵斥：

“有人说，你胆敢在课堂上宣传马克思主义！”

“我上课只是教历史学。不过，我觉得唯物史观对研究历史很有价值。”

特务拍桌子：“到今天，你还敢说这话！”

“耍什么威风！你们给我出去！”爸爸也拍桌子，并直指房门。

特务们气呼呼，出房门，到院子里吆喝：“走着瞧！”朝天开了两枪。

我听了这故事很是振奋，为父亲骄傲。但他在那里已无法立足，便返回南方，任湖南大学教授。

平日，父亲不和我们谈论时事政治，这和他曾直面政治斗争之残酷有关。

后来，我大体了解到，在1926-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，他感到国家很有希望，积极参与活动，在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里任教导主任，在国共合作的党义研究所任教。父亲与董必武两位同乡好友，常畅谈中国与世界前途，交谊甚厚。父亲与陈潭秋等也有交往。他还常启迪和资助一些进步青年参加革命。大革命失败后，目睹蒋介石的血腥镇压，和一些叛变者回头残杀原来的同志的丑恶现实，他采取了躲避，以教书为业，离开武汉，辗转各地。

6. 右派帽子

武汉快解放时，父亲担心战乱中家庭的安全，辞去了湖南大学教授工作回武昌。武昌实验中学校长多次登门盛情邀请，他去了那个名校。约三年后，调入新成立的武汉师范专科学校，以后改名为武汉师范学院，现名湖北大学。

在57年反右高潮中，学院一位领导介绍说：冯教授在“大鸣大放”中表现很好。见学生贴出一批批大字报，他高声呵斥道：“你们这些学生，大好时光不好好读书，闹什么闹！”由于他在学校里威信很高，是仅有的两个教授之一，他的表态“压制了右派学生的气焰”，得到了校领导的表扬。

万万没想到，毛主席和党中央认为被打的右派分子数量还不够，发动了1958年“反右补课”运动。

一个周末的晚上，爸爸心情沉重地和我说了几句话，他感到斗争矛头正指向自己，已到了关键时刻。

“你可以去找找那位去年称赞你的副校长，请他帮你说说。”

“他也挨批了。说他严重右倾。”

颇感恐慌的我，也不知说什么好。压抑与沉默，爸爸低沉而庄重地说：

“这次是对我的考验，也是对共产党的考验”。——我很茫然。

1958年5月的一天，我正在武汉大学老图书馆下面樱花道边草坪上开会。一位干部从坡上走过来，把我从同学中叫出，严肃地说：“你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。你要站稳阶级立场，与他划清界线。”

尽管此前父亲曾对我谈过他是“反右补课”的目标之一，然而，轰然而降的判决，还是使我一下子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感觉，木然站立，不知道后来是怎么离开那块草地的。

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找我们谈话。

“你们的父亲是一个低水平右派。”他这样开场，并振振有词地说：“他不像一些右派那样有右派理论。他没有。但他积极配合右派分子高维岳（原院民盟主席、工会主席），恶性发展民盟，推动‘改院’学潮（要求把“武汉师范专科学校”改为“武汉师范学院”），向党进攻。”

从此，爸爸开始了他悲惨的晚年。工资没了，只给基本生活费；多次下乡劳动改造。

长时间挨整，他不仅失去了威严外观，连严父的神态也消失了。——当然，这与我们已经长大成人有关。——我们之间进行了两次平等的交谈。

    我向他转述了他们系党总支书记列举的他的“罪行”。

    “这可冤枉啦！”爸爸有点激动。

“高维岳是我的学生，对我很好。三年前就动员我加入民盟，我不同意，我不想参加任何组织活动。1956年他又一次次劝说，还多次带礼物来家。你也遇见过。他说，只要我同意填上名，可以不参加任何活动。百般无赖，我才同意写上名字。以后，确实没有参加任何会议与活动。至于专科转学院，那是学校里人人都想要的事。老师们希望我表态支持，我自然愿意。后来，改院得到上级批准。有什么错？”

“你可以把这些情况如实向上反应。”我觉得事实很清楚，尚有一线回转的希望。

“那哪敢！会马上批你‘不老实，反攻倒算！’，会整得更惨！”

是的。我马上反应过来了：我又傻了，还是爸爸身临其境，有前车之鉴，明白事态。

还有一次，爸爸说上面在追查他的“脱党问题”。

“您入过党吗？”我问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这回答颇奇怪。“有人说，在那个年代，有党的负责人和你谈话了，就算入了党。董必武和陈潭秋都和我谈过话，但没有谈入党问题。这算不算入党了？”

“不管了吧。让组织上查去。”我想了想说，“脱党分子”的帽子也不比右派帽子大。

后来，再没有听到有人提这个问题。

在父亲这段痛苦历程中，老革命家董必武是最值得怀念和尊敬的人。

在1958年以前，只要他来武汉，肯定会派车把我父亲接到他的住处，叙叙旧。谨慎的父亲，不跟我们谈论其内容。

唯有一次，也许是他憋不住了，跟我说：“别看董老地位这么高，也有心烦事。他说，现在中央掌实权的，都是打过仗、有兵权者，像他这样的，受排挤。”现在听来，这不算什么，但在当时我幼稚的、革命理想主义的心灵中，首次听到崇高至上的中央内部有问题，十分震惊和不解；也不敢对别人讲，怕被扣上“污蔑党中央”的帽子。

没想到，父亲打成右派后，董老来武汉还派车到矿局街接他。不同的是，只接至招待宴会上，不做私下交谈。当时，小轿车罕见，是上层人士之尤物。我们那条小街的邻居们十分惊讶：怎么还有小轿车来接这个右派？

董老救不了父亲，但也尽力了，给了他很大的安慰。

祸不单行。1960年    ，在天津大学上学的三哥，因受一个在南开大学读书的中学老同学的“反动集团案”牵连而被捕。1961年，天津市法院定案为“现行反革命集团成员”，劳动教养处分。当时我们知道的，仅此而已。

直到最近大哥才谈起，当时父亲再三考虑后，提笔给董老写信求救。董老果然行动了，写信给河北省省长刘子厚。后者派了秘书去办理，秘书还将过程写信告诉给我母亲。1962年10月，天津市法院重审，撤销处分，在天津市板桥农场直属大队工作。

1961年，“组织上”给父亲摘了右派帽子。他十分高兴，有了工作的起码条件。年已65岁的人，迎来了他的学术著述高潮。积极参与湖北省博物馆考古咨询工作，对江陵出土文物作出重要阐释，撰写《楚世家会注补正》等。小儿子冯天瑜有志搞史学，父亲兴致勃勃地给他讲授古文，详解《论语》等经典文献。在20世纪60-70年代，搞文科的人扎实掌握古文者很少。我想，这是五弟的优势之一。

这样的“美好时光”仅延续了不足4年。在画家王霞宙给父亲送画后两年，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就来了。1966年，街道居委会的“造反派”（一个叫于老板娘的泼妇领头）趾高气扬地用板车拉走了父亲珍藏的书籍、论著和苦心撰写多年的《楚史》文稿。三哥向我描述过父亲目送板车远去之凄凉眼神。多次抄家，变着花样折磨老人。1969年，父母被遣返回乡。

推行现代“焚书坑儒”政策的人，还奢谈中国如何出爱因斯坦，实属可耻。

7. 心灵纠结

让我们回到父亲面临斗争矛头时说的那句话：“这是对我的考验，也是对共产党的考验。”由于他极少与我谈心，我不明白此话之意，只能凭观察和猜测。

我想，对他的“考验”可以说通过了。他没有极度消沉或想过自杀。有机会的话，他还搞他的学问。

“考验”的另一方失败了。在革命最困难的时期，父亲曾冒险帮助一些共产党人或革命青年。解放后，他埋头做学问和认真教学，小心翼翼地避开政治，绝对没有“向党进攻”。就这么一个人，为什么要受到严酷的打击呢？我多年百思不解。

我内心的尖锐矛盾持续了十余年。一方面诚挚信仰共产主义、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拥护党的方针政策，认定中央和领袖英明；另一方面，不想骗人骗自己。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吧！我身旁这些被批判的人，哪一个言行表明他是敌人？父亲不是，三哥不是，大学班级里被批判的同学也没有“反党反社会主义”。但是，为什么党组织和左派们都在高喊批判口号呢？“革命”与“求是”两者在我内心苦苦纠缠。

不久，作为班团支部书记的我，与年纪党支部发生了实质性冲突。当我得知党支部负责人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的讲话后，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。他说：“冯天瑾不仅出身于反动家庭，他本人也一贯严重右倾。他在理论上拥护党的政治运动与方针政策，实际上反对。”撤了我的团支部书记职务，同班女友分了手。

1961年父亲的右派帽子摘了，“组织上”没有人通知我，也没有通知的意义。还有一顶帽子存在着，它叫“摘帽右派”，“本质”没有改变，我的家庭出身仍然是“反动的”。那档案，紧密地跟着我来到青岛。同理，1962年三哥的案件重审，改判，是“宽大”，他还是“劳改释放犯”。三哥回武汉后，社会地位低下，难以找到工作；依仗父母保护和五弟的帮助，否则，不知道日子会怎么过。

1962年大学毕业时，有幸逢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，党组织给那些被批判过的同学平了反，我们的毕业鉴定以同学（大组）评定为主。组里同学们给了我很高的评价。不过，在党支部填写的“组织意见”一栏里，在引用了一些好话以后，画龙点睛，加上一句结语：“该同学没有与家庭划清界限。”

可悲的是，当时我基本接受了这一定位，承认自己“阶级立场、阶级感情”有问题，“阶级烙印”明显。不过，我也继承了父母韧性，从没放弃追求。我想，我可以专心搞科学技术；即便不让搞科研，也还可以搞科普。这是后来出版了两本科普书的最早动因（谢谢科学出版社的编辑们）。

1965-66年下乡参加“四清”运动期间，我和一个单纯、活泼、能领头演歌剧的农村教师交往。一日，我如实介绍了父亲的情况。她惊了，沉默了，低声说：“我害怕”，结束了这段有点浪漫的恋情。可见，“摘帽右派”也是一顶可怕的帽子。

坏事常有好的方面。它使得我于1968年找到了不理睬“帽子问题”的妻子。

如果硬要找一个标志的话，那是1971年林彪事件。它粉碎了我头脑中许多的迷信，和头上的“紧箍咒”。心灵纠结解开了，精神豁然：哦，你们在搞些啥！有什么“崇高伟大与永远正确”的！有什么权利打击纯洁的老百姓？

不过，退休后我常想：我以前怎么就那么傻，那么无知，不对复杂的社会问题作多方求证和独立思考，迷信了那么长的时间？

8. 父母离世

六七十年代，有很长时间我不愿意回武汉，更不愿到武汉大学，不想触景生情。不过，只要有机会，我一定去看看两位老人。缘，也无形中牵着我和父母。在他们先后去世前不久，我分别见到了他们。

1967年，我高兴地见到妈妈第一次出来旅游。尽管她在青岛过得十分开心，她还是不愿意听取我的建议：留住青岛。也很自然，她离不开武昌矿局街老家，那边还有老伴和两个儿子（她尤其疼爱小儿子）。不幸，1969年他们被强制“疏散”回老家后。不久，母亲因足疾（丹毒）严重，回武昌治病。1971年初我抓住了出差机会，到医院看望。她出院后，住在五弟所在教育学院那11平米的宿舍里养病。

就那年7月，我在青岛家中突然收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。我和钱玲都震惊了，哭了。五弟说，那日下午3时，她还兴致勃勃地看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并与他交谈。待五弟6时下班回宿舍，发现妈妈卧倒在地。医生判断她一两小时前已去世，估计是心梗所致。有临居小孩回忆，曾听见母亲吟哦诗文。

那还是文革高潮时期。她带着对古典诗文的憧憬和受伤的心灵走了，也没来得及说说心里的苦楚和对孩子们的期望。

父亲因半身不遂，已卧床多年，靠在武昌的三哥和五弟照顾。我一生对父母照顾很少，是终生的愧疚和遗憾。

1978年初，我因公出差武汉，决心在他爸爸身边多呆一呆。在他的病榻边按上一张竹床睡觉，倒倒尿盆，尽一点孝心。

那天，他叫我翻阅一本厚厚的旧康熙字典，查找一个人名（我只记得是两个字的古人名）。找到后，将条文念给他听。他略有所思，勉强转过身来去抓床头柜上的一支铅笔和纸，艰难地想写点什么。手颤抖得厉害，写不成字。他长叹一口气，将笔扔在一旁。

我常把这一幕讲给学生听，告诉他们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，探索与研究学问是他生命的精髓。

那是我和父亲最后一次相处。第二年，他离开了人世。

他毕竟还是活到了这一年。党中央提出，对于过去错划右派的人，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，做好改正工作。五弟高兴地去看他，告诉他此事。可他的听力已相当差，好一阵听不清楚。好不容易听进去了，却不明白“改正”是什么意思。

“啊？…什么？…我不是早就摘了帽子吗？”

事后我对弟弟说：你太谨慎了。报纸上的那“改正”，意思模糊，久病垂危的老人肯定不懂。给他说“平反”就好了，平反是过去常用的词。

太遗憾了，政治环境的改变太缓慢，爸爸撒手人寰之前，始终没有能够“享受”一下党中央含蓄的“纠错”，似乎“摘帽”就足亦。——不堪回首啊！

    年轻时受点折磨，远比暮年遭殃强。在我的晚年，尽管那“改正”一词委婉，基于胡耀邦等领导人的努力，在国家政治领域和社会舆论中，“右派”、“家庭出身反动”等帽子实际上都被烧毁了。现在，我们更有了改革开放、思想自由，加上相对健康的身体，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和娱乐，儿孙呼应，可称得上有了“黄金晚年”。比父母相比，真可谓天壤之别。

爸爸、妈妈：您们受苦了！我永远感谢您们给了我珍贵的生命、成长条件和心灵财富。